公元427年的秋天，一个62岁的老人坐在浔阳的茅屋里，给自己写悼词。
不是遗嘱，是祭文。他替自己主持了葬礼，把自己该说的话都说完了，然后等死。他在文章结尾写：不要给我堆坟，不要给我立碑，生前名声我不稀罕，死后有人歌颂又怎样。
三个月后，他死了。这个人，叫陶渊明。
归隐，根本没解决任何问题
很多人知道陶渊明"不为五斗米折腰"，却很少有人认真想过：他为什么会去当那个县令？
答案很简单——家里揭不开锅。他在辞官时留下的文字，把当时的处境说得很直白：孩子一堆，粮缸空着，种地的收成根本不够吃，亲戚朋友劝他出去做官，这才硬着头皮接了彭泽县令的位置。
去做官的理由，说出来有点窘：那个县城离家近，公田的收入够买酒喝。
仅此而已。
然后做了八十多天，督邮来检查，属吏说你得换身正装迎接。陶渊明当场翻脸，说我不可能为了这点俸禄去向那种人点头哈腰，收拾包袱走人。
这是公元405年，他四十一岁。从此归隐田园，再没有出去做官。
这个决定，被后世反复讴歌了一千六百年。
但他接下来的日子，说出来其实挺让人心疼的。
归隐后的第三年，上京的老宅一场大火，"一宅无遗宇"，房子烧了个精光，只剩一条船翻扣在门口遮风挡雨。种地也没种好，他自己写诗说豆苗地里草比苗多，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，听起来很美，但收成其实很差。
五个儿子，全部不成器。他写了首《责子》，把每个孩子都点评了一遍：老大十六岁懒得出奇，老二不爱读书，老三老四十三岁连数都不会数，最小的九岁只知道找东西吃。
最后陶渊明加了一句：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——老天要这样，那就喝酒吧。
这不是笑话，这是一个父亲真实的无奈。
等到了62岁，他的处境已经难堪到——因为饥饿出门讨饭。他在诗里写，饿意把我赶出了门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，走啊走，走到一户人家，敲门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
那一年还赶上灾年，旧粮吃完了，新粮还没收。他写道：老了之后更是长期挨饿，夏天穿的还是冬衣，因为根本没有换的。
这就是"归隐"二十二年后的真实结局。
说他有多爱自由、多向往山野，我不怀疑。但归隐这件事，有多少是自愿的主动选择，又有多少是被时代结构逼出来的出口，实在值得细想。
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的开国功臣陶侃，但那个时代讲究门第出身，寒门子弟不管多有才华，在士族大家面前永远矮一头。他第一次出仕，顶头上司就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——陶、王两家早有嫌隙，那种位置上待着，能有什么好结果？
归隐，与其说是他想通了，不如说是那扇门本来就没怎么对他开着。
饮酒，其实是一种防身术
陶渊明爱喝酒，这件事人尽皆知。
但"爱喝酒"和"必须喝酒"之间，有一段距离，很多人没有仔细看。
他在《饮酒》的序言里自己说：我闲居在家，没什么开心的事，加上秋冬夜长，只要手边有酒，没有一个晚上不喝，一个人对着自己的影子，喝完了事，喝着喝着就又醉了，醉了就写几句诗自娱。
这不是风雅，这是一个中年人在暗夜里和自己对饮。
不过，陶渊明的饮酒，还有另一层更现实的功能。
他生活的那个年代，政治上极不安全。桓玄篡了位，刘裕又起兵反桓玄，打进建康，后来又把身边的功臣一个个清洗掉。那个时代的士人，最怕的不是穷，而是站错了队被灭族。
在这种氛围下，"醉人"是一种很有用的身份。
陶渊明之前有个阮籍，为了躲开权贵逼婚，直接喝酒喝了整整六十天，把来提亲的人全熬走了。后人总结这套生存哲学，说得很直接：那个年代的人之所以整天喝酒，不是真的爱酒，是"时方艰难，人各惧祸，惟托于醉，可以粗远世故"。
醉，是一块牌子，挂着它，才能离政治远一点。
陶渊明在《饮酒》里也说过：如果不痛快喝酒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您就当是醉话，原谅我这个醉人吧。
这哪里是喝酒，这是给自己准备的免责声明。
他在出任县令之前，就要求公田里的粮食主要用来种高粱——酿酒的原料，妻子坚持要种口粮，才分出一小块地来。这人对饮酒的执念，不是后来才有的，从一开始就刻在骨子里。
后来有朋友颜延之离开时，留了一大笔钱给他。这笔钱够他生活相当一段时间，但陶渊明把它整个儿送到酒家，存在那里，日后慢慢取酒喝。
他也知道，这么喝下去代价很大。身体越来越差，脚有了毛病，晚年出行要人抬着走。到了62岁，连买酒的钱都没了，酒也喝不上了。
归隐解决不了饥饿，饮酒挡不住衰老，这两条路，他都走到了尽头。
什么都不要，反而什么都留下了
陶渊明大概在五十岁出头的时候，写过一首诗，里面有两句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：
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意思是，这里面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，但我想用语言说清楚，却发现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。
这不是失忆，也不是语言能力的退化。
他那个时代的读书人，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：语言是工具，用来抵达意思，一旦意思到了，工具就该放下。就像钓鱼的网，捞到鱼就可以扔了，何必抱着网不松手。
陶渊明四十九岁时，写过一组诗，专门反驳慧远大师关于"灵魂不灭"的说法。他的立场很明确：人死了，形体和精神都消散，没有来世，没有轮回，死就是死。这个结论，他不是到临死前才想清楚的，而是在死亡真正来临的十几年前，就已经推演完毕。
所以到了62岁，当他给自己写祭文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想清楚了，不是在装。
那一年，有个大官来看望他，见他躺在床上，瘦到脱相，饿了好些天，于是劝他说：有才能的人，天下有道就出来做事，眼下是文明盛世，你何必自苦成这样？还带来了吃的。
陶渊明把那些食物推开了。他说，我哪敢自称有才，志气也没到那个份上。
饿着肚子，拒绝了食物。
这不是意气用事，这是他用一生的代价，终于确认了一件事：那条路上没有他想要的东西，而他真正想要的，语言也描述不了，名声也装不下。
《自祭文》里他写：我这一生，命里带穷，饭碗常常是空的，冬天的衣服穿到夏天还没换。但心里一直有闲，乐天知命，直到死。
然后是那句最著名的：不封不树，日月遂过。匪贵前誉，孰重后歌。
不要坟堆，不要墓碑，生前名声无所谓，身后歌颂又如何。
他写完后不久，一个朋友给他定了一个私谥，叫"靖节"。后来萧统把他的诗文编入《文选》，苏轼被贬黄州的那些年，最反复读的就是陶渊明。
这个什么都不要的人，却让后世一千多年放不下他。
归隐没能让他吃饱，饮酒没能让他太平，但什么都不要之后，他反而什么都有了。
这大概就是陶渊明那个"顿悟"最真实的样子——不是开悟在某个晴朗的下午，而是在62岁，饿着肚子，把所有的出路都堵死了，回头一看，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好遗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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