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3年春天的某个早晨，颐和园内，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男子正跪在绒垫上调试一台笨重的木质相机。他是勋龄武汉世牛，清廷驻法公使裕庚的次子，即将成为慈禧第一位御用摄影师。站在屏风前的慈禧已经换上了第三套礼服，旁边的李莲英轻声提醒：“老佛爷，这套绣金龙的吉服最显气派。”慈禧微微点头，手指轻抚衣袖上密缀的明珠。谁曾想，这位掌控中国近半个世纪、时年近七旬的老太后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竟会如此痴迷于西洋传来的摄影术，留下一百多张姿态各异的影像，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“摄影主角”。
摄影术最初传入中国时，远非今日这般受接纳。早在1846年，一位名叫周寿昌的湖南进士在广东见到这种“画小照法”时，便记录下时人的惊异。然而，对大多数国人而言，那个能“摄人魂魄”的黑匣子不啻为一种“邪术”。整个道光、咸丰乃至同治朝，紫禁城的主人们都未曾敢留下一张照片。转变的契机，竟发生在20世纪初那场撼动国本的劫难之后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慈禧携光绪仓皇西逃。这段屈辱的经历，却意外成了她观念松动的开始。次年回銮途中，当她在保定火车站意外发现被外国记者偷拍时，不仅未加斥责，反而向镜头挥了挥手中的绢帕。这一挥，悄然挥开了紫禁城紧闭的影像之门。
真正将摄影带入慈禧生活的，是1903年春从法国归来的裕庚一家。裕庚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，其夫人为中美混血，子女皆受西洋教育。女儿德龄、容龄精通外文，很快成为慈禧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；儿子勋龄则在法国习得了精湛的摄影技术。一日，慈禧忽然问及德龄姐妹是否会照相，在得知她们的兄长勋龄精通此术后，便立刻召其入宫。勋龄后来回忆道：“光绪年间，我同德龄、容龄姐妹二人，以及母亲共同在宫中侍奉，但凡慈禧太后的照片，都是我一个人拍摄的。”他或许不是最早为中国皇室拍照的人，却因缘际会，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那一位——一个外交官之子的身份让他得以出入宫禁，西洋学艺的背景使他技术娴熟，而两位深得太后欢心的妹妹的引荐，则最终将他推到了历史的镜头之前。
给这位老佛爷拍照，绝非按下快门那般简单，那是一场需要半朝动员的精密仪式。拍摄前，内务府需忙碌多日：在乐寿堂前搭起专用席棚，屏风、宝座、香几、果盘等一应道具皆须就位。虽已通电，但为避开慈禧所忌讳的“阴阳脸”，摄影师勋龄坚持采用柔和的自然散射光。时辰必须由太后亲自翻阅历书选定黄道吉日。
每次拍摄，她都要更换数套华服——绣龙袍、蟒袍、各色缂丝整衣、金丝串珠绣龙服……衣物上密缀着上等明珠。头饰更是极尽奢华，金银凤簪、玉蝴蝶、珠花翠钿，有的照片中，其头饰右侧还悬垂着八串明珠，璀璨夺目。就连布景也暗藏玄机，在一张照片里武汉世牛，慈禧宝座旁的几案上，苹果被精心堆叠成五层宝塔状，这些鲜果每隔半月便需更换一次，而撤下的则赏赐给宫女太监。慈禧曾对德龄说：“我喜欢水果的自然清香，比什么名贵香料都好。”这一切细节，无不彰显着无上的权势与独特的品味。
在所有这些影像中，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，莫过于那组“中海扮观音”。
1903年盛夏，慈禧忽发奇想，要在中南海的荷花池中拍一组观音照。内务府的档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安排：“四格格扮善财，穿莲花衣；李莲英扮韦陀；德龄、容龄扮龙女，穿素白衣裳……”船只需装饰成莲花状，还需备好带竹叶的竹竿。拍摄当日，慈禧端坐平底船中央的宝座，身后立着“普陀山观音大士”的匾额，李莲英手持降魔杵立于侧，德龄、容龄手持莲花与宝葫芦分侍两旁。然而，仔细审视这些照片，会发现其中掺杂着更为复杂的意图。
在一张照片中，慈禧虽作观音装扮，身旁香炉上的装饰铭文却是“广仁子”——这是她在白云观受道家“天仙戒”时的道号。佛道符号在此随意混用，毫不违和。学者彭盈真分析认为，这绝非简单的娱乐消遣，慈禧将自己塑造成救苦救难的观音，实则是向世人暗示，在这动荡时局中，唯有她能带来安定与秩序。
另一张更为私密的照片，则透露出这位权力顶峰女性不同寻常的自我认知。照片中，慈禧立于华丽屏风前，手持一面西洋手镜，正凝神端详镜中的自己，另一只手则优雅地做簪花状。
在中国传统的仕女画中，女子揽镜自照常被文人墨客解读为虚荣与自恋。但慈禧却公然将这个极具女性私密感的动作，置于庄重的宫廷摄影之中，毫无避讳。她深谙，正是凭借青春与容貌获得咸丰帝的宠幸并诞下同治帝，才奠定了她日后垂帘听政、掌控国运的政治基石。镜头前的她，完全掌控着自我的呈现——从姿态、神情到服饰与布景。她命人将满意的照片放大，制成巨幅画像，最大的达75厘米高，配以雕花金漆大镜框，悬挂于乐寿堂、海晏堂等重要宫殿。
这些影像不仅是个人珍藏，更成为外交工具，1904年，她曾特意委托德国皇储将自己的肖像照转赠予德国皇后。照片下沿的英文标注“EMPIRE DAUGHTER”（帝国之女），正是她渴望传递给世界的形象。
当我们翻阅这些跨越了百余年的银盐影像时，所见的远不止一位太后的容颜。它们像一扇棱镜，折射出晚清帝国复杂而矛盾的最后一瞥。照片内是极致的奢华与精心的表演，照片外则是山河破碎、民生维艰的时代困局。慈禧对摄影的热衷与探索，恰如清廷对西洋文明的态度——既充满好奇并有所接纳，却始终难以挣脱深植于骨髓的传统框架。勋龄的镜头，定格了这种矛盾：它记录下一位游走于传统威严与现代自觉之间的女性统治者，也留下了东方审美与西方技术最初的碰撞痕迹。尤其值得玩味的是，在一张1903年的全身像顶端，工整书写着长达二十六字的徽号“大清国当今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”，而下端却缀有两行英文“EMPIRE DAUGHTER THIS TAI HAO”。中西并列，堪称那个碰撞时代最直观的隐喻。
这些珍贵的影像如今散藏世界各地的机构中。它们不仅是关于慈禧太后的视觉档案，更是研究晚清政治文化、宫廷生活、服饰礼仪乃至中西交流的瑰宝。每一次快门的启闭，都是一个王朝在不自觉中进行自我凝视的瞬间；每一张照片的显影，都是历史在化学药剂中沉淀出的真实颗粒。透过这些画面，我们仿佛看见，在世纪交替的迷茫与微光中，一位年迈的统治者如何试图用一种崭新的语言，为自己，也为那个摇摇欲坠的帝国，留下最后的、复杂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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